很多人對極限運動員有誤解，認為他們就是“敢死隊”，事實上并非如此。

著名戰地攝影記者羅伯特·卡帕曾說：“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，那是因為你靠得不夠近。”這句話同樣適用于極限運動攝影。

跑酷、滑雪、沖浪、攀巖、跳傘、激流皮劃艇、雪山徒步，極限運動員所做出的動作讓人發出陣陣驚呼。而鏡頭背后，他們的跟拍攝影師也同樣九死一生。在知乎上，甚至有人提問：極限運動員和極限運動攝影師到底哪個更厲害？

極限運動攝影師需要有豐富的極限運動的經驗，還要熟練掌握拍攝技巧。他們大多是極限運動的高手，經常游走在各種樓宇之間，或懸崖峭壁之上，更有甚者穿著翼裝穿梭在云端。

每一張戶外攝影作品，每一段極限運動視頻，都講述著一個探險故事。它們或緊張刺激，或一波三折，或溫情脈脈。而這些藏在相機背后的故事，也只有攝影師才能知曉。

上天入地之后

和極限運動員成了朋友

劉江在成為一名職業極限運動攝影師之前是一名西點師。廚房中朝九晚五的工作讓他感到壓抑，平淡得不能再平淡的生活讓他看不到未來人生的方向。一次，劉江看到一個小孩子在練空翻，他問這個孩子在干什么，孩子回答：“在練跑酷。”

回到家中，劉江在互聯網上搜索了跑酷視頻。當時，跑酷運動剛傳入中國，劉江第一次知道，原來人類的身體竟然可以做到這樣。被跑酷運動所深深吸引的他開始練習跑酷動作。最開始，他經常摔得遍體鱗傷。隨著水平提升，劉江不再滿足于做一名單純的跑酷愛好者，而是嘗試像國外的跑酷博主那樣拍攝視頻。

沒想到，“野路子”出身的劉江逐漸把跑酷視頻拍出了名堂。不僅他的視頻在網上取得了不錯的反響，而且還有品牌主動向他伸出了橄欖枝尋求合作，投資拍攝極限體育運動。

沒有猶豫，劉江果斷選擇了從酒店辭職，轉而投入到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業中去。經過近十年的發展，劉江已經擁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和攝影團隊。除了跑酷，翼裝飛行、跳傘、特技飛行、賽車、走扁帶、長板速降等都是劉江團隊拍攝所涉及的領域。

在劉江看來，作為一名極限運動影像創作人，最重要的是深入了解。在拍攝前，攝影師、導演都會先去體驗、學習這項運動，并和運動員做大量溝通。每次開拍前，他們會做多次排練。

比如在拍攝跳傘運動時，為了捕捉運動員正面角度的影像，攝影師會在頭上戴一部相機，先于運動員從飛機上往下跳，然后在空中做一些手勢交流。運動員會飛到固定位置上，做翻滾、旋轉、轉體等動作。這一過程要求攝影師和運動員保持高度配合和默契，需要在一起排練很多次，才能在實際拍攝中保持最佳效果。

而翼裝飛行作為一種危險系數更高、容錯率更低的極限運動，拍攝時的風險也更大。為了保證畫面的連貫性和完整性，攝影師在飛行時，所有視線都要落在前面的被攝物體，即運動員身上。

這意味著攝影師沒有時間去注意自身的飛行路線，只能沿著運動員的飛行軌跡飛行。一旦運動員發生意外，攝影師也會遇到危險。“這要求攝影師和運動員保持高度信任的狀態。如果不融入這個圈子，不去和運動員交朋友，這件事肯定做不好。”劉江說。

做這一行久了，劉江也結識了不少極限運動員。一起經歷過生死之后，很多人成了他無話不談的密友，他們對劉江無條件的信任讓他很感動。

在北極，遭遇極寒和冰裂

在劉江的極限運動拍攝生涯中，去過很多次北極，印象最深刻的是跟隨一位徒步者拍攝其徒步北極兩個緯度的經歷。

14天的徒步拍攝，沒有返航機會，劉江需要帶足夠多的設備，包括電池、衣服和補給，所有這些物資都放在一條2米長、0.5米寬、重約50公斤的船型行李箱中。一邊拖著船型行李箱一邊拍攝給劉江的體力帶來了巨大消耗。為了能換個角度拍攝，劉江會時不時使勁兒跑到被攝者前面，停下來拍一拍。

低溫也是拍攝時面臨的一大挑戰。在極地，溫度能達到零下30多攝氏度，北冰洋洋面上只有白茫茫的一片。劉江白天徒步、晚上住帳篷。3月的北極正處于極晝狀態，根本無法分清白天與黑夜。

沒有手機等任何電子產品可以使用，在那14天，劉江被迫與外界切斷了所有聯系。那一刻，他感覺自己像被整個世界遺棄了。

每天，劉江面對著被攝者和他的向導，語言不通的三個人在一個帳篷里大眼瞪小眼，只能用手語交流。就這樣過了五六天，劉江感到異常煩躁。每天重復性的徒步，再加上沒有人可以交流，他開始懷疑自己為什么要來這里。

最糟糕的是，因為全球變暖，北冰洋的冰面在持續融化，徒步者時刻會面臨冰裂縫的危險。一旦遭遇冰裂縫，徒步者需要盡快撤離，以免被困于浮冰之上。許多北極熊就是因為被困于浮冰之上最終活活餓死。

有一天晚上，劉江一行已經搭好帳篷準備入睡，突然聽到冰面發出“轟隆轟隆”的聲音。他們的向導急忙跑了過來，告知他們這是因為腳下的冰要裂了，要趕緊收拾東西離開這個地方。果真，當他們離開這個地方的時候，劉江看到冰面在緩緩裂開，變成浮冰慢慢漂走了。

劉江也曾經歷過不少被被攝者的勇氣所觸動的瞬間。

2019年4月，劉江再次來到北極，計劃在北極圈內進行一次由中國人完成的翼裝飛行編隊拍攝，被攝者是曾飛越四渡河大橋、在挪威的懸崖跳傘、被譽為“中國翼裝極限跳傘第一人”的徐凱。

當時，年近50歲的徐凱已經有六七年沒有進行過翼裝飛行了，身材也已發福。在飛機上，這位翼裝飛行老將開始猶豫、糾結，為自己擔心。到最后，他一橫心跳出了飛機艙門，結果衣服被艙門刮壞了，他在空中進行了兩次翻轉之后，才努力做到把身體回正、平穩飛行。

這次翼裝飛行，徐凱還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帶了過來。談及這么做的原因，徐凱告訴劉江，他希望自己用能力和勇氣去向孩子們證明，他們的父親是一個勇敢的人。

劉江曾經反復問過徐凱，畢竟六七年沒有飛過了，怕不怕這次會出事。徐凱也承認，自己有恐懼，也有忐忑，但本著契約精神和對孩子們的承諾，他一定會克服。

“我希望用這種方式教育孩子們，將來走向社會面臨各種困境和痛苦時，需要學會如何作出選擇、如何克服困難，我想用這種精神去感染孩子們。”徐凱這樣告訴劉江。

對極限運動的怕與愛

接觸極限運動時間久了，劉江對極限運動也有了自己的見解。“很多人對極限運動員有誤解，認為他們就是‘敢死隊’。還有網友會評論，極限運動就是‘我出錢，你出命’。實際上并不是這樣的。”劉江說。

在很多年前，劉江剛接觸極限運動攝影時，想的就是去拍一些“大招”、漂亮的動作和唯美的畫面。但隨著他的成長，他看到了越來越多極限運動員背后的努力和堅持、與傷病的斗爭、在愛好和家庭中做抉擇，包括在挑戰一項運動時的膽怯、恐懼和最終說服自己的過程，這讓劉江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。

很多人覺得極限運動員是不要命的瘋子，但其實他們都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。作為攝影師和創作者，劉江覺得自己有責任將他們的恐懼和糾結、在面對生死挑戰時所考慮的東西展現出來。

“就像這次冬奧會上谷愛凌做出了空中轉體1620度的動作，放在5年前大家肯定會覺得這個女孩太瘋狂了。但其實她背后做了大量科學的訓練。極限運動也是如此，我們要向大眾展現極限運動背后的邏輯。”劉江說。

有媒體稱極限運動員每年的死亡率達到30%，而劉江介紹，極限運動攝影師在全世界不超過1萬人，每年都有10多位在拍攝過程中意外死亡。

對極限運動保持敬畏之心始終是劉江拍攝時的宗旨。許多運動員發生意外或受了很嚴重的傷之后，回過頭和劉江聊天的時候，都會后悔不已，覺得一開始不應該急于求成、冒險嘗試。

極限運動是為了挑戰極限，但更需強調規則意識、專業精神和保障能力。

目前，劉江的拍攝團隊還沒有發生過危險。但他經常聽說，有攝影師因為一些不規范的拍攝方式而發生意外的事。比如，有人拍攝時會躲在車的后備箱中，把頭探出去拍攝。一旦發生追尾，攝影師就會發生意外。劉江認識的一位攝影師，就是因為在“跑山”時躲在汽車后備箱拍攝，在拐彎時被甩出車外，后車來不及避讓，發生車禍當場死亡。

面對潛在的危險，劉江作為攝影師也會忐忑，但為了更好的畫面，在做好充足準備和防護措施的條件下，他甘愿冒這個風險。現在，劉江已經開始向導演轉型，用極限運動抒寫中國故事。

2022年2月8日，著名滑板運動員、視頻博主Josh Neuman在冰島因飛機失事而喪生。作為同行，劉江為他發了一條朋友圈：“極限運動的魅力就是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么，但是總有一群人在為了極限運動不斷地努力。這不是一個使命，也不是一個偉大的目標。但是在這個領域里有了這一群前輩和孜孜不倦地付出的運動員，才能讓一個行業進化和變得更好。致敬所有極限運動員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