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顆星，而今夜星隕落，夜空再難找到亮光。

　　克魯伊夫逝世，現代足球最具創造性和獨立思維能力的個體，魂歸道山。

　　他過早地被歸納入“經典”和“歷史”的范疇，很多球迷，對于克魯伊夫的認知，都更是符號式的記憶：他之于巴薩、瓜迪奧拉的傳承；他在阿賈克斯和荷蘭足球留下的印記；他和“全攻全守”的淵源；那個世界杯上著名的“克魯伊夫轉身”（Cruyff Turn）……這些都是克魯伊夫，但這些碎片拼湊起來，并不是克魯伊夫的全部。

獨立的靈魂

　　這是現代足球最偉大的哲人，一個最能以獨立意識、面對足球世界的變化，詮釋足球發展，并且指引足球發展方向的大腦。克魯伊夫的最大意義，在于他永遠都在創造和創新。他永遠都在挑戰固有的規律與秩序。他是一個足球思維的革命者，但他并不是一個為獨立存在而反對的反對者。

　　“你用腦子踢球，雙腿是用來幫助你用腦子踢球的。”這是克魯伊夫對于足球簡樸而純粹的講述。

　　我曾長久期盼，能采訪這個荷蘭人或加泰羅尼亞人。我曾通過《絕妙橙色》一書作者，試圖聯系一次對克魯伊夫的《超級顏論》專訪，但定居在巴塞羅那的克魯伊夫，是半隱居狀態，每年最適合采訪他的時機，是秋天在阿姆斯特丹的“克魯伊夫運動日”。這一天他會回到阿賈克斯的Arena，全面開放的運動場，讓孩子們體驗各種運動。哲人辭世，天人永隔，失落難以言喻。

Baby Boom一代

　　他眼中的世界和足球，和所有人都不一樣。這與克魯伊夫的生世相關，他1947年出生，屬于二戰后嬰兒潮（baby boom）的一代。能在物質相對不太短缺的環境里生長。然而克魯伊夫12歲時父親去世，迫于生計，13歲輟學，就在阿賈克斯球場里外打些零工。這樣的孩子都會缺乏安全感，缺乏安全感的人，對于世界往往會有兩種態度：畏懼萎縮，或積極進取。克魯伊夫是后者。

　　曼城高管貝吉里斯塔是克魯伊夫帶過的巴薩隊員，他對克魯伊夫的回憶是：“當局面不利、戰績不佳的時候，克魯伊夫的反應永遠都會是繼續進攻、強化進攻、全面進攻。”

　　如是個性，與荷蘭這個卡爾文主義教派的新教國家，有莫大關聯。我們都知道荷蘭人熱情而過于直率，荷蘭球員好辯而性格各異，這都是卡爾文主義教派對西歐地區影響的效果。個性在充分解放的氛圍中成長，不掩飾個體喜好，往往能在辯論、爭吵和對立后，以妥協方式形成民主結果。特立獨行的荷蘭人，克魯伊夫是獨領風騷的那一個。

　　說到克魯伊夫這一代，我總會聯想起比他年長兩歲的貝肯鮑爾和菲爾?杰克遜。講述過長，會有些跑題，但他們的獨特，對于各自運動遠超體育意義的影響，有著很多相似之處。

　　荷蘭足球職業化發展，在西歐相對滯后，17歲被英國主教練巴金漢姆選入阿賈克斯一隊的克魯伊夫，是第一代荷蘭職業球員。他退役時，還和古利特做過隊友、與他的徒弟范巴斯滕在場上有過交鋒。名帥米歇爾斯承認：“沒有克魯伊夫，我無法組合一支球隊”。全攻全守、打破場上位置恒定的戰術拘束，恰恰是從巴金漢姆開始，在米歇爾斯和克魯伊夫合作過程中大放異彩。

全攻全守，勝利和勝利之路

　　只是“全攻全守”（Total Football），同源于荷德——前西德足球，在同一時代也走上了戰術位置解放的道路，門興格拉德巴赫和拜仁慕尼黑的輝煌，是全攻全守的另一面。

　　球員時代，克魯伊夫的位置難以確定，不是中鋒，也不是純邊鋒，更是前場游動性極強的攻擊自由人。他的個人能力和團隊領袖價值，很難用數據來厘定，數據上，他早被確認為歐洲二十世紀三大巨星之一。

　　克魯伊夫后來回顧說，如果用計算機分析，“那么我15歲時就會被阿賈克斯淘汰，因為當時我左腳踢球超不過15米、右腳踢球超不過20米，個子不高還瘦弱……可我的腳下技術和足球智商，不是計算機能夠測算出來的！”他對于日益興盛的數據決定論并不認可，他堅信，人的創造力和主觀意愿，是走向勝利的主途。而克魯伊夫關切的，不僅是勝利，更是這條通往勝利的道路。

　　“克魯伊夫轉身”，是現代足球歷史和世界杯掌故里，不容錯漏的精華。克魯伊夫能成為克魯伊夫，當然和他球員時代的巨大成就相關。但在我看來，這些都只是克魯伊夫攀升足球哲學高度的基礎。

　　1988年，他回到巴塞羅那執教，直到1996年他被努內斯冷酷解雇，是克魯伊夫修建足球圣殿的最關鍵時期。那段歲月，當然需要巴薩聯賽四連冠和巴薩第一個歐冠，作為成績依據。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成績為佐證，克魯伊夫的足球觀，乃至世界觀，才能傳播至今，并且影響到未來。

　　他的足球戰術，是通過不間斷移動和傳切執行的，他的足球方向，當然是主觀并且自我的，他的足球哲學，是不斷前進、進化并且自我提升的。用“哲學”這樣略有些固化的詞匯來概括，都有些不恰當，因為他總能向前看、總在向前看。用自己的眼睛看。

　　瓜迪奧拉是他的繼承人，但繼承的是克魯伊夫解放的足球思維、打破了禁錮的足球表達，而不是條條框框的戰術規定。至今仍然有太多球迷質疑瓜迪奧拉，認為他因人成事，認為他機緣巧合。但瓜迪奧拉秀出班行，在于他和克魯伊夫一樣，鼓勵球員在團隊運動的系統中，主動發揮自己的創造力。在巴薩和拜仁，瓜迪奧拉最特出的一點，是鼓勵隊員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“不要在乎犯錯”。

　　這是克魯伊夫的現時存在。是自由主義精神在足球場的傳承。克魯伊夫和瓜迪奧拉未必是最偉大的足球人，然而包容個性、鼓勵創造，是人性輝煌的閃耀。

最后的足球自由主義者

　　20年前離開巴薩教職，初時因為身體健康，后來因為自我厭倦，克魯伊夫再沒有回到足球一線，正是這樣的區隔，反倒能讓他保持距離，在遠處、高處，來審視足球，并且眺望未來。

　　遺憾的是，克魯伊夫看到的未來，讓他沮喪甚至絕望。在他成長的年代，物質日趨富足、而商業化尚未完全滲透進入職業足球。足球的理想主義者，還能有相對寬松的空間和時間，去打磨自己的本領、去一點點接近自己的理想。

　　克魯伊夫被認為是歐洲現代足球第一位巨星，我個人覺得這種頭銜應該由他和貝肯鮑爾共享，他在球員時代，就是一個十分精明，能利用商業手段自我增值的個體。但他沒能想象，從九十年代開始，隨著現代媒體變革，職業足球的商業化，發展到了一個超速增長階段。

　　“一個全是百萬富翁、千萬富豪的球隊，你如何去執教管理？”這樣的疑問，兩年前克魯伊夫也提出。他面對不了這樣的挑戰，據巴薩青訓總監塞古拉上個月對我解釋，克魯伊夫這聲惋嘆，主要是對羅納爾迪尼奧發出。他能想象更加自由奔放的現代足球，在場上該如何呈現，該如何符合審美情趣以及人性的展現，但他無法應對更衣室里越來越自我、越來越被金錢和現代品牌文化模式化制造的個體。

誰能獨立？

　　克魯伊夫選擇了遠離。他建立起了一座圣殿，供奉著自由的靈魂、獨立的個體。瓜迪奧拉們，希望能維護這座圣殿，修復并且光大這座圣殿。

　　然而時代的車輪，在個性解放的全球化旗幟下，碾壓著一切。被放大的個體，并不是真正的獨立與自由，看似人人都能自說其話的語境，并不能真正幫助獨立者獨立、自由者自由。這個因為遠離塵世，而遠離了塵灰的哲人，內心深處，是否也充滿著無能為力的無奈？

　　他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顆星，因為足球在極度富庶和貌似繁榮中，進入了一段個性泯滅、大眾趨同的時期。他在夜空閃亮時，還能讓我們看到一些不同的存在、感到一些創造性思維的激勵。如今巨星隕落，何時才能得見那樣的星光？